宋代总共有九位后妃十次垂帘听政，她们对宋代政局演变的作用总体上是利大于弊，对宋代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。 纵观历史上的后妃干政，往往弊大于利，因为后妃受自身能力及活动范围的限制，她们往往得依靠外戚或宦官的势力，这就使得外戚或宦官的势力膨胀，威胁皇权，甚至使社会发生，造成严重后果，给社会及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。在宋代，共有九位后妃十次垂帘听政，她们不但没有改朝换代，乱政危政，反而维护了宋朝政权的稳定，使皇位的交接与政权的过渡平稳，防止了统治阶级的内乱。这一罕见的历史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，值得研究。 有关宋代后妃的论述，主要有杨光华的《宋代后妃、外戚预政的特点》，她认为宋代后妃很少援引外戚执政，并没有出现外戚格局，也没有给王朝的统治秩序造成大的波动。最后探讨宋代后妃预政普遍的根源，以及外戚和母后势力发展不大的原因。而在杨果的《宋代后妃参政述评》中，她首先叙述宋代后妃参政的背景，然后再分析她们临朝不危政的原因。季晓燕的《论宋代后妃的文化品格》，她认为宋代后妃并没有刻意表现自己的价值，在她们身上集中表现了封建女性“三从四德”的特征。诸葛忆兵的《论宋代后妃与朝政》，他认为宋代后妃临朝却没有造成后妃之祸，是由于宋人对后妃势力的有效抑制，这包括皇帝和士大夫对后妃势力的抑制，后妃的自我抑制和对外戚势力的抑制。肖建新的《宋代临朝听政新论》，他认为宋代后妃临朝“合法”，使皇权交替平静，社会和秩序稳定。她们在听政时基本上绍述先王，遵守成法，没有强制皇权，专横跋扈。她们依靠的统治力量，既非皇族也非外戚，而是文武大臣，主要是文臣。这也是前述宋代后妃合法听政，守成而治的根源。张邦炜的《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》，他叙述了刘皇后从孤女到皇后，从干政到垂帘，以及垂帘听政时的作为，充分肯定了她垂帘听政的作用——有功于赵宋社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祝建平的《仁宗朝刘太后专权与宋代后妃干政》、朱子彦的《宋代垂帘制度初探》、张明华的《论北宋女性的蜕变》、张其凡、白效咏的《乾兴元年至明道二年政局初探——兼论宋仁宗与刘太后关系之演变》、付海妮的《宋代后妃临朝不危政原因浅析》和《宋代后妃临朝听政问题研究》等等。 以上关于宋代后妃的研究，既有群体研究，也有个体研究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，但由于史料对宋代后妃的记载非常有限，还需要史学研究者基于史料，深刻挖掘。本文将从宋代后妃垂帘听政对政局演变的作用这一崭新的角度入手，更深入地挖掘史料，正确地评价宋代后妃垂帘听政的历史作用。 一．宋代后妃垂帘听政的基本情况 （资料来源：元代脱脱等撰的《宋史》中的后妃传和帝纪部分） 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享有较高的地位，在她们死后一般都有四字谥号（宋理宗谢皇后和度宗杨淑妃没有谥号，是由于她们处在宋末败亡之际而未能赠谥），而按照宋朝礼制，皇后死后只追赠二字谥，普通后妃根本没有谥号。由此可见，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的地位明显高于其她后妃。九位垂帘听政后妃有的仅具象征意义，如绍熙末年，宋孝宗驾崩，光宗“不能亲执丧”，宋高宗吴皇后在大臣请求下垂帘听政，仅一天就撤帘；有的则掌握实权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宋真宗刘皇后，她垂帘听政长达十一年，“于赵氏实有大功”。 宋代后妃可以多次垂帘听政，主要是因为以下四种特殊因素：一是皇帝年幼，无法掌控大局。如仁宗即位时13岁，哲宗即位时9岁，恭帝即位时年仅4岁，端宗即位时8岁。后妃作为母亲或祖母成为最佳的辅佐人员。二是皇帝病重，无法处理朝政。如英宗即位后不久“感疾”，请曹后“权同处分军国事”。神宗末年，“帝不豫，浸剧”，大臣请求太后高氏“权同听政”。三是宗室子初立，缺乏威望和经验。两宋18位皇帝中，不是先帝之子而继承皇位的有宋太宗、英宗、徽宗、高宗、孝宗、理宗和度宗共7位。其中，宋徽宗和宋理宗的情况比较特殊。宋哲宗死了之后，没有儿子继承皇位，他的皇弟赵佶由向太后做主选为皇帝，也就是宋徽宗。宋宁宗死后，也是无子继位，丞相史弥远和杨皇后篡改诏书而册立理宗皇帝。这两位新皇帝刚刚即位，由于没有威望和经验，凡事都需要仰仗太后的支持。因此，向后和杨后得以垂帘听政。四是发生重大事件，国家缺乏精神领袖。宋哲宗孟皇后就是在金兵灭宋和苗刘兵变这两次重大事件中，作为国家精神领袖挺身而出，两度垂帘。正是有了这些特殊因素，宋代后妃才得以在宋代历史的大舞台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。 共4页: 1 234下一页